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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能否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自身职务便利，笔者认为，关键是看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对该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具有制约关系，如果具有，也应当属于利用其自身职务上的便利，从而可以认定构成受贿罪。具体而言，国家工作人员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有时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在这种制约关系下，国家工作人员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控制力是单向、直接的，足以影响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利益和选择自由，被利用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成为在国家工作人员的支配下完成受贿的工具，应当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自身职务行为带来的现实约束力，是其职权的直接或自然延伸，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当然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与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同样性质，只不过被利用的对象系非国家工作人员。从非国家工作人员角度看，其业务开展取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职权，从国家工作人员角度看，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与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相比，其职务的制约力更强，更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自身职务便利。

　　二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暂时没有具体事项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内，但国家工作人员对该非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监督、制约关系。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里的行政管理通常是指政府管理，比如，工商、税务等行政部门对私企老板的管理等。该款是一种推定承诺谋取利益的情形，目的是将受贿犯罪与人情往来等进行区分，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情形推定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而认定为受贿罪。如果非国家工作人员暂时没有具体事项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内，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该非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判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对受请托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制约、影响程度，能否达到刑法意义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可参照该款规定精神处理，即当国家工作人员对该非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行政管理关系时，视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能够对该非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强约束力。此外，笔者认为，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受请托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虽然不具有行政管理关系，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的某项公共事务能够对该非国家工作人员形成监督、制约关系，同样应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对该非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本质上是请托人通过财物收买国家工作人员的公权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收受他人财物之间存在对价关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之所以新和隐，主要是在权钱交易上做文章，以表面看似合法的形式掩盖权钱交易本质，从而逃避刑事处罚。国家工作人员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的行为，实际上是国家工作人员先利用自身的职权换取非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提供帮助，再以非国家工作人员提供的帮助换取请托人给予的财物，在利益交换链条上虽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处的“中转”，但实质上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只是在形式上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延伸，国家工作人员自身的“权”与请托人给予的“钱”之间具有明显的关联性和交易性，符合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并且较之传统权钱交易行为，国家工作人员还通过职权干预民事主体之间的市场行为，社会影响更恶劣，危害性更严重，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更应纳入刑事规制范畴。

　　本案中，赵某利用李某的行为为崔某谋取利益与收受崔某财物之间具有内在因果联系，完全符合权钱交易特征。首先，从主观认识看，就请托人崔某而言，其看中的是赵某手中的职权能为其谋取利益，愿意用贿赂换取赵某的权力；就非国家工作人员李某而言，其之所以愿意违反公平原则为崔某谋取利益，实际是慑于赵某的职权，为了自己的贷款审批能在赵某处获得通过；就受贿人赵某而言，其主观上具有收受崔某财物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能够认识到这些财物是对自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崔某谋取利益的回报。其次，从客观行为看，赵某充分利用了其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具有职务上制约关系的李某的行为，使崔某违背市场规则获取了利益。最后，从最终结果看，赵某通过李某帮助崔某获得了较大利润，并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崔某财物，这两个行为前后连贯、相继衔接，二者之间联系紧密。综上，赵某利用职务上具有制约关系的李某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构成受贿。

　　法益是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具有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不可收买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职务行为本身的不可收买性，二是公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公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使得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保持信赖，从而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正常秩序管理运转。一旦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被收买，公民将会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持不信任态度，进而对国家机关的管理秩序产生影响。国家工作人员以职务行为换取了请托人的财物，侵犯了受贿罪保护的法益，即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损害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损害干群关系，败坏国家机关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