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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对越南的援助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并由此逐渐确立了对外援助的途径和方式，直至六七十年代，这种革命化的国家援助达到了鼎盛状态，并形成了中方对外援助的最高标准和行事规范，影响了二三十年间援外的路线和方式。在这方面的要求，当然首先是政治第一，强调援外人员必须贯彻国际主义精神，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在对外贸易部1955年7月23日内部颁发的《援越技术人员守则》中，要参与援外的中方人员“保证毫无保留地将科学技术传授给越南兄弟”，同时“防止大国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对越南人民要谦虚和蔼”，再三强调要“遵守请示报告制度，反对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的言语及行动”，“一切技术资料、图表等之接交必须根据政府的规定通过组织进行，不得擅自供给或接受对方机关、个人的任何文件资料”，“私人通信和谈话不得涉及所经办的工作与对所在国家的批评”。不失分寸和注意保密，成了援外工作的首要之义。

　　1960年6月，中央农垦部直接通知北京市农垦局，由北京负责调运黑白花乳牛100头给越南。由于当时首都市场牛奶供应异常紧张，市里领导曾与农垦部领导商量，希望不从北京市抽调乳牛。但农垦部以“国际主义义务”的名义强压下来，下发更为详细的选调标准：“黑白花乳牛，公2-4岁，450公斤以上，泌乳期的产乳量5000公斤以上；母4-8岁，体重350公斤以上，泌乳期的产乳量3500公斤以上。蹄形正，结实，母牛、健康，发育正常，毛色为黑白或白黑花。”（见北京市农林局致红星、沙河、和平公社1960年8月25日《关于援助越南种畜种蛋的通知》）这三个公社除了要交出100头乳牛，还得调拨种鸭蛋2000枚、种鸡蛋3万枚，鹌鹑蛋400枚，海狸鼠10只。这让深知市场副食困难的北京市领导叫苦不迭。

　　此时节中国刚脱离“三年困难时期”不久，粮仓小有富裕，因而有了敢于供应2亿斤的拍板勇气。按国务院的通知，除由粮食部安排一亿一千八百五十万斤以外，还要在已经安排的支援京、津、沪及辽宁省各大城市的粮食以外，再调出粮食八千一百五十万斤。“由供销社从议价收购的粮食中，在已经安排的按照‘保本不赔’的原则，由各地供销社就地交给当地粮食部门的加工厂或仓库接收，由粮食部门统一调度。”“粮食部门接收价与统购价之间的差额和价款、费用，应逐级结算上报，由粮食部向财政部专案报销。”（见国务院发电1965年5月18日《关于紧急支援越南二亿斤粮食的通知》）这种国家规模的粮食调动，表面上静声操作，在粮食主产区却是大动员套着小指令的运动方式。这种上亿斤的粮食拨出，后来在文革期间已是屡见不鲜，各级干部对运作方式和思想动员早已演练熟稔。

　　一群从来没有机车设计经验的人们就凭着一股政治热情和冲劲，居然在短时间内造出一辆符合越方战地要求的蒸汽机车。其间的磨合甚多，都靠群策群力，集体排难解惑。越南机车的后钩原来是个死钩，没有缓冲作用，在多坡的越南铁路上运行，时常出毛病，越方要求设法改进。工人出身的邓九恭工程师就找工友们出主意，依据大家的意见画出草图，结果后钩改得又好又简单。越南的锅炉是铆装的，要改为焊接的，年青技术员赵锡寿拿着草图到组里商量，工人们七嘴八舌提出许多有用的意见。司机室部分，越方只提供一张尺寸不全的总图，希望改一改又小又热的司机室。负责这部分的是刚定职的定额员孟香荣，与师傅们一起把司机室做得既漂亮又适用，加大加宽，还加了一层木板，起了隔热作用；原来从火床上清除炉灰，都要靠人力，越方要求改为风动摇炉，由于车架很窄，风动摇炉器装不进去，如分装两处，又会因锅炉膨胀把轴扭断。73岁的老工程师安保恕不顾正闹眼病，在80多岁老工程师唐仲谦的帮助下，对风动摇炉器进行改造后很巧妙地安装在车架中。

　　当时政府有关部门还要忙于各种援越人员的政审、后勤保障，投入不少人力和精力，以确保援越工作在政治上万无一失。例如1965年6月，中央组织部下达抽调援越公路测试人员的通知，其中炊事员17人请北京市劳动局负责选调，要求在6月25日前选定人员（见市委组织部1965年6月1日《关于抽调援越公路测试人员的通知》）。中央组织部特别提醒，此任务为绝密，通知用毕退回。市劳动局从一建、二建、三建、五建、六建、光华木材厂、恒合庆馆、电车公司、香山饭店等单位紧急调配17位炊事员，将名单交给市委组织部和市公安局负责政审，审查合格后7月7日就由北京出发。上级交待，出国时间约1-2年，在出国时期户口保留、停止供应，生活津贴由测绘总局发给。出国人员服装由各人自己准备，向商业部门领取布票403尺。这基本上也是当年援越人员的生活配置标准，选配仓促，当选光荣，在短时间里就千里奔赴战场。

　　进入到1968年，越方需要的食品数额猛增，而且品种日益增多。为此，国家计委、商业部、第一轻工业部、水产部、物资管理部、对外贸易部、总后勤部七个部门在上海联合召开“援越食品生产座谈会”。会上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援越指示：“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要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主动提出……”与会者纷纷表态，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定要字字照办，句句照办，保证多快好省地完成生产供应任务。开会中又传来周恩来指示，提供越南的物资要做到“便于运输，便于携带，便于适用，便于隐蔽”。这就促使七个主办方加大督促的力度，从严从快地解决援越方面的诸多难题，“以便把越方需要的食品及时地提供给越南兄弟”。

　　七部门在1968年1月25日下发的援越食品生产任务通知中，首先强调紧俏的国家统配和部管物资（如粮油、木材、马口铁、聚乙烯、麻袋、焊锡等），由有关部向主管部提出需要，再由主管部下达指标，地方有关部门按实际需要组织供应。其中物资部已将马口铁指标专项拨给一轻部、商业部和水产部，由主管部按系统组织供应；聚乙烯薄膜由二轻部安排生产，负责供应。凡属地方供应的物资，如圆钉、铁丝、打包铁皮、包装用纸等由地方主管部门统一安排，优先保证供应。由国家专项拨付的原材料，要作到专料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七部门重申规定：成本按实际生产成本加微利的原则计算。这就意味着难有利润上升的空间，完全是实打实、不谋利的国家行为，而且不少物资是中方外经贸部统一买单，无偿赠给。

　　1969年时越方对医疗器械的需求量猛增，上半年开出的货单就包括空气麻醉机100台，各种手术器械200台、手术剪11000把、止血钳3000把、玻璃注射器22000支，心电图机7121型10台、间接输血器3000台、血压计1000台、人用注射针8000合，医用胶布60000卷、针灸针30000支、缝合丝线包等，种类繁多，总量惊人。外包装要求一律用木箱，箱板接缝在1-2毫米以下，大型笨重器械的箱板厚度应在2厘米以上，四周有木带，箱底要另加方木，以免脱落，并便于机械装卸。卫生部在1969年援越生产计划通知中还特意指出，根据上级指示，内外包装不印制毛主席语录，箱内充填物不用带字的纸边和报纸、书刊等，也不用糠、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