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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用横向与纵向垄断协议二分法，并对横向垄断协议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而对纵向垄断协议适用合理分析原则的反垄断司法辖区内，以纵向垄断协议认定、查处轴辐协议中显见的纵向关系下的行为存在适用合理分析原则论证反竞争效果的难题；而在轴辐协议理论的支持下，相关执法者/司法者则可直接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以横向垄断协议认定和查处相关垄断行为。具体而言，在通过各类间接的、个案化的证据，了解辐条经营者的主观合谋意图，并理清其通过纵向上游或下游的轴心进行沟通的情况，并以推断的方式证明横向合谋存在的前提下，轴辐协议形式的横向合谋将得以被认定，进而合理分析也不再必要——这也是轴辐协议的相关理论过去在某些反垄断司法辖区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就平台经济领域而言，所涉算法、数据等内容则会使轴辐协议的轮缘合谋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以频频遭到质疑的Uber定价算法为例，尽管目前均尚未出现基于该等定价算法认定轴辐协议的实例，但已经有诸多反垄断司法辖区表达了对此类定价算法的相应担忧，如欧盟的Asociación Profesional Elite Taxi v. Uber Systems Spain SL（2017）一案中，欧洲法院法律顾问[5]（Advocate General）指出“竞争者使用相同的算法用以定价并不当然违法，但随着平台力量的增强，其有可能引发轴辐协议的竞争问题”；又如美国的Meyer v. Kalanick（2016）一案中，法院在考虑并最终拒绝驳回原告起诉时指出，原告“充分地陈述了轴辐协议的问题（当然，其实质仍有待审查），即各司机是在其他司机亦采取相同做法的明确认知基础上同意使用Uber的定价算法，且仅在此等情形下，各司机方能受益（仅某一司机单独同意使用Uber定价算法对其自身不利，表明可能是共谋所致）[6]”。管窥所及，定价算法所涉及的轴辐协议问题已经在其他的反垄断司法辖区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受到关注，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将如何在实践中对相似的情形作出应对值得关注。

　　尽管《平台反垄断指南》将轴辐协议视为具有横向垄断协议效果，但其并未明确规定以何种方式追究轴心经营者的责任。如前所述，具有竞争关系的辐条（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横向垄断协议是主要的竞争关注所在，但轴心（平台经营者）与辐条（平台内经营者）均有可能在轴辐协议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如何依据当前《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追究主动组织、协调轴辐协议的达成与实施而具有可责性的轴心（平台经营者）在《平台反垄断指南》的规则体系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反垄断法》第十三条所规制的横向垄断协议限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难以规制与辐条（平台内经营者）仅具有纵向关系的轴心（平台经营者）[7]。通过认定纵向垄断协议而追究轴辐协议中具有可责性的轴心（平台经营者）仍是一种可能的规制路径[8]。